【编者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考历经了数次变革，从高校单独招考到“大文大理”设科，从高中毕业会考与高校招生考试两考并置再到“3+X”设考，但高考的“指挥棒”效应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2014年启动的新高度改革是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高考改革，承载了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多重希望。提起王后雄，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被誉为与任志鸿、薛金星齐名的教辅大师。实际上，他还有一个身份鲜为人知，那就是作为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他是师承我国考试学科创始人廖平胜教授的考试学专家。近年他主持了多项与高考相关的国家级课题研究，为了掌握本轮高考改革的实际情况，他带领考试研究团队多次到新高考试点地区，深入高中学校走访调研，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研究成果。新高考如何考，高考分数如何算，学生选科如何选，班级管理如何管，学生、家长、高中学校如何应对，是目前大家都非常关系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王后雄教授进行了访谈。

　　记者：王教授，您好！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拉开了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根据《意见》的部署，上海市和浙江省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目前两地学生已经进入高三年级，全社会极其关注。从历次高考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您认为此次新高考改革的主要目的或动因是什么？

　　王后雄：高考改革一直都是我非常关心的教育课题。我曾经申请了三个国家级课题：全国教育考试“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新课程下高考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及其实施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考试制度公平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育考试公平监测指标体系及保障机制研究。在这三个课题的研究中，我对中国的高考发展历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考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考试模式。

　　第一个阶段的时间大致是1949-1952年。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多制度还不完善，很多高等院校是从国民政府接收过来的，考试还沿袭以前的做法，即基本采取高校单独招考模式。这种模式不分文理科，考试科目包括国文、外国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等八门，考试的命题工作、入学条件的设置都由各高校自主决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高考是以高校为主导的时代。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考试制度也发生了变革。从1953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高考采取“大文大理”设科模式。这时高考开始分文理科，考试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考外语，而且文理科都要考政治。“文革”十年，高考被取消，国家采取“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方式。“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1977年恢复了高考，直到1984年，我国采取与“文革”前类似的高考模式，只是增加了英语为考试科目，以应对国家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全面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作为人才选拔关键一环的高考，也应时而变。此次高考改革于1985年在上海开始试点，为避免文理分科带来的学生偏科问题，采取“高中毕业会考+高校招生考试”两考并置的模式，把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与大学入学考试挂钩。但实践发现，偏科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于是国家在2000年决定由各省、市自行决定是否举行毕业会考。在世纪之交（1999年），我国又一轮高考改革在广东率先展开，实行“3+X”设考模式，“X”是选考，包括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上海和广东各增加一门考试科目，实行“3+大综合+1”。选考的出现体现了高校对考生个性与特长的要求，是高校在招生中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重大调整。直到现在，高考仍然是以这种模式为主，只不过在新课程改革后（2004年）进行了小规模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式的需要。

　　现行的高考模式，自1999年确立以来，已运行了十余年,中途只做了较小幅度的调整。但随着社会的急速发展，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对既有的高考模式提出了许多新挑战，高考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如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导致新课改落地困难，“一刀切”的考试模式不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高等院校在高考中自主权不高影响了高校的多元、特色、健康发展等问题越发突出。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以及国家培养、选拔新一代人才的需要，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也就应运而生了。

　　记者：您曾指出本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在教育领域实施的最全面、最系统的顶层设计。作为新高考改革方案制定专家组的核心成员，您能否为我们深入解读一下此轮新高考改革方案的提点？

　　王后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按照统筹规划、试点先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意见》规定上海和浙江作为有条件的省市，首先开展改革试点，分别出台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并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

　　“怎么考”的问题是此轮新高考改革重点关注的内容。以浙江为例，该省的新高考实行文理不分科、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考）与统一高考相结合的方式。高中学考每年组织2次，分别在4月和10月进行，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其中，外语为全国统一考试，另一次考试安排在6月统一高考期间进行，外语考试范围和要求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规定，成绩可“一考两用”，既可用于评定学业水平等级，又可用于高考；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考试科目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组织实施。而在统一高考方面，考试科目由必考和选考科目组成，其中必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门；选考科目由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等构成，学生根据本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的要求，可从中选择三门参加考试，成绩按学考等级赋分，但需以高中学考成绩合格为前提，每个等级差为3分，赋分起点分为40分，每门满分为100分，考试总成绩满分为750分。值得注意的是，三门选考科目与高中学考通卷进行，考试时间在学考考试时间（60分钟）上再加30分钟，加试题总分为30分。除语文、数学以外，其他科目均有两次考试机会，成绩两年内有效。

　　同时，新高考改革后，学生高考成绩“如何算”将会成为广大家长及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高中学考成绩采用等级制，设A、B、C、D、E五个等级，E代表成绩不合格。以卷面得分为依据，A、B、C三个等级分别按15%、30%、30%最接近的累计比例划定，E等级比例不超过5%。刚刚提到，在新高考的成绩中，选考科目会出现两个分数，一个是卷面分数，一个是等级赋分。按照浙江公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学考的卷面分数将不会被直接采用，而是作为等级赋分的依据。以各科“必考题70分+加试题30分”卷面得分为依据，按最接近的累计比例划定等级后进行赋分，其中第21等的比例不超过1%。

　　另外，学生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及高校的招生要求，科学合理选择考试科目将成为一大现实难题。根据新高考招生综合改革试点进程，2017年拟在浙江招生的高校中，约有1400所公布了选考科目范围，涵盖2.37万余个专业。另外，也有500余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从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在各高校所有的专业类别中，46%的专业限选考科目，而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占了54%。某种程度上讲，这种限制性对学生报考专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在各校提出科目要求的专业类别中，要求物理和化学必须作为选考科目的占了很大比重，分别达到了81%和64%，而要求历史、地理和思想政治必须作为选考科目的占比则相对较少，这显然对那些“偏文”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符合1门即可报考的专业选择面上，物理和化学仍然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分别达到了91%和83.5%，历史、地理和思想政治占比相对较小。

　　记者：据悉，浙江和上海在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难题，甚至碰到了一些方案设计之初没考虑到的问题。对此，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王后雄：作为新生事物的新高考改革，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高中学校面临的压力、困难和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师资结构失衡。新高考改革后，学生要从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等科目中选择三门参加考试，并以这三门学考的成绩作为高考成绩。从浙江的情况看，选考科目都在高三之前考完，第三年，学生主要学习语文和数学。这就意味着，高二结束后，语文、数学教师之外的各科教师，就结束了这一届学生的教学任务，那如何合理分配这些教师资源，成为学校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语文与数学教学任务加重，需要更多的教师投入进来，而目前学校已有的语文、数学教师难以满足这种状况。另外，由于学考在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进行，而到每年10月份新生入学后，有些科目又会面临参加学考的学生增多、教师紧缺问题。因此，高中学校现有的师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不适应新高考改革的需要，师资的结构性短缺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走班制对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高考要求高中学校实施走班教学，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行政班级管理格局。走班开始后，学生将难以固定在原有的行政班上课，班主任“抓不住学生”的现象越发严重，班级管理的复杂性与难度将大大提升。原有的学生管理、班级管理方式将可能失效，行政班体制下的班级文化建设、班级纪律规范、集体主义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学校、教师如何针对新问题创新管理方式，革新管理方法，提升管理效率，将会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同时，走班会减少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时间，这就需要学校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第三，学生选科的主体性被限制。新高考改革的一大亮点就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但由于可选科目多，形成了多样化的选科模式，如浙江7选3有35种组合，继而给学校的执行与管理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有些高中学校为了降低难度，或囿于师资、教室等资源的不足，不允许学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选考科目，阻碍了学生自由发展的意愿。这种行为是与新高考改革的初衷相违背的，高中学校、管理部门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不能损害学生的发展利益，而应尊重学生的需求与选择，尽可能帮助学生在高中阶段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

　　第四，学校、学生、家长容易形成社会化焦虑。高考是高等学校的“敲门砖”，深深地影响着学校、学生及家长的行为选择。区别于以往的高考模式，新高考更注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同时为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格局，选考科目和英语都有两次考试机会等，但考试政策的改变，也给高中学校、学生及家长带来了深深的忧虑。如新高考改革后，学校怎么开课、何时开课？怎么进行走班教学？怎样指导学生参加学考？怎么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学生如何选择课程才能与未来职业规划达成一致？何时参加学考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种种问题都是不清晰、不明了的，这让许多学校、学生及家长都处于混乱、紧张的状态之中。

　　记者：新高考方案实施后，高中学校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评价方式以及师资配制等方面将迎来重大变革，这些问题都亟需解决。那么，针对新高考改革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难题，在您看来，高中学校该如何应对呢？

　　王后雄：近年来，我一直都在做高考改革的相关研究，包括考试制度公平标准的研究以及新高考改革的问题，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再结合浙江省新高考的实践，以及我参与新高考方案制定的经验，我认为应对新高考改革，高中学校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首先，学校应积极探索“学段制”改革。目前，学校教育普遍实行学年学期制，以期末考试作为每学期的终结。新高考改革后，学考作为一种结业性考试，与期末考试的性质很接近，那么探索新形势下的“学段制”改革就很有必要了。如当前浙江有11个设区市和义乌市都推出学段制实施意见，推出了“一学年两学期四学段”学制，即在暑假、寒假的基础上，于4月、10月学考结束后，增设春假与秋假。这是适应高考改革制度的一种新探索，有助于学校统筹安排教学活动。

　　其次，学校应积极推进高中必修“分层走班制”。新高考改革促使课程变革与教学方式转变，走班制教学取代了原有的行政班教学。学校要积极探索、建立与选考、选科相适应的走班制，使走班服务于学生发展需求。在“走班制”推进过程中，学校可采取先分类，再分层的办法，逐步推进，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水平的需求，助推学生的个性发展。另外，由于多种选科模式的存在，学校的教育资源存在着总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所以在走班制实施的过程中，学校要注意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可以开展校际合作，通过与本校互补性较强的高中开展合作，共享师资力量与基础设施设备，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再次，学校要积极开展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生涯规划作为指引学生发展的手段，是新高考改革的亮点之一，学校应积极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首先，学校要开发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课程，设置专门的生涯规划导师为学生答疑解惑；其次，学校要依据学生的需求，以兼职教师的形式聘请大学职业规划师，为学生授课，介绍大学相关专业特点，帮助学生合理规划学业、职业生涯；最后，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职业体验活动，让学生参加到具体的工作中去，了解相关职业特点，清晰职业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学生再进行生涯规划，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而不至于茫然不知所措。

　　最后，学校与教师应探索适应新高考改革方案的教学模式。新高考改革要想发挥实效，最终要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学校与教师应努力探索与新高考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使教学效果到达最优。新高考改革开始后，虽然选考科目多了一次考试机会，但选考科目的时间也提前到了高二年级，那么在复习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考试成绩，需要教师认真研究并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具体来看，教师要合理设计教学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帮助学生按质按量学完课标要求的内容；探索分层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学生特点，因材施教；研究适合走班的课堂教学方式，采取新的单元与模块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

　　2016年05月23日，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湖北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总体上确立了新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9月29日又公布了《湖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确立了湖北新高考改革中学考的实施办法。就目前已公布的文件来看，湖北的政策在借鉴浙江的基础上做了两个方面的调整：第一，选考科目的分值有所不同。与浙江一样，湖北也采取了高考选考科目与学考相同科目“两考合一”的方式进行，但在分值上必考题100分，附加题50分，总分值为150分。学考3个选考科目成绩以等级呈现，其他科目以“合格、不合格”呈现。以等级呈现成绩的科目划分为五个等级，位次由高到低为A、B、C、D、E，原则上A等级15%，B等级30%，C等级30%，D和E等级共25%，E等级控制在2%以内；以“合格、不合格”方式呈现成绩的科目，考生不合格比例控制在2%以内。但目前学考等级如何转化为高考分数仍未确定。第二，学考时间的安排不同。与浙江把学考安排在4月和10月不同，湖北将学考安排在每年的6月和12月，接近每学期的期末时间，这可能是鉴于浙江在时间安排上不易操作，而做出的更适合湖北省情的调整。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逐步推进，学校、学生、家长乃至全社会对高考都高度关注。就目前浙江试点的情况来看，存在教育资源不足、学生选科不自由等问题，这都说明当前该省的高考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现实性问题，这可能与方案设计没有充分考虑高中学校教育教学实际情况有关。但是，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现行试点省市的实践无疑为后期改革的全面铺开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本轮高考改革也会逐步实现引领学校发展、选拔创新性人才的改革目的。